古希腊权威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曾经断言：物体从高空落下的快慢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重者下落快,轻者下落慢.比如说,十磅重的物体落下时要比一磅重的物体落下快十倍.1800多年来,人们都把这个错误论断当作真理而信守不移.直到16世纪,伽利略（公元1564—1642年）才发现了这一理论在逻辑上的矛盾.伽利略说,假如一块大石头以某种速度下降,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断,一块小些的石头就会以相应慢些的速度下降.要是我们把这两块石头捆在一起,那这块重量等于两块石头重量之和的新石头,将以何种速度下降呢?如果仍按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势必得出截然相反的两个结论.一方面,新石头的下降速度应小于第一块大石头的下降速度,因为加上了一块以较慢速度下降的石头,会使第一块大石头下降的速度减缓；另一方面,新石头的下降速度又应大于第一块大石头的下降速度,因为把两块石头捆在一起,它的重量大于第一块大石头.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不能同时成立,可见亚里士多德的论断是不合逻辑的.伽利略进而假定,物体下降速度与它的重量无关.如果两个物体受到的空气阻力相同,或将空气阻力略去不计,那么,两个重量不同的物体将以同样的速度下落,同时到达地面.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1589年的一天,比萨大学青年数学讲师,年方25岁的伽利略,同他的辩论对手及许多人一道来到比萨斜塔.伽利略登上塔顶,将一个重100磅和一个重一磅的铁球同时抛下.在众目睽睽之下,两个铁球出人意料地差不多是平行地一齐落到地上.面对这个无情的实验,在场观看的人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个被科学界誉为“比萨斜塔试验”的美谈佳话,用事实证明,轻重不同的物体,从同一高度坠落,加速度一样,它们将同时着地,从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论断.这就是被伽利略所证明的,现在已为人们所认识的自由落体定律.“比萨斜塔试验”作为自然科学实例,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还有吗，一个不够

　　1499年，哥白尼毕业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任天主教教士。他回到波兰跟叔父一起工作。其叔父，瓦茨恩罗德，使费琅堡天主教大教堂的主教。哥白尼当时住在教堂的顶楼，因此可以长期进行天文观测。那个时候，人们相信的是1500多年前希腊科学家托勒密创立的宇宙模式。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且静止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均围绕地球运动，而恒星远离地球，位于太空这个巨型球体之外。然而，经仔细观测，科学家们发现行星运行规律与托勒密的宇宙模式不吻合。一些科学家修正了托勒密的宇宙轨道学说，在原有的轨道（或称小天体轨道）上又增加了更多的天体运行轨道。这一模式称每颗行星都沿着一个小轨道作圆周运行，而小轨道又沿着该行星的大轨道绕地球作圆周运动。几百年之后，这一模式的漏洞越来越明显。科学家们又在这个模式上增加了许多轨道，行星就这样沿着一道又一道的轨道作圆周运动。哥白尼想用“现代”（16世纪的）技术来改进托勒密的测量结果，以期取消一些小轨道。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哥白尼不辞辛劳日夜测量行星的位置，但其测量获得的结果仍然与托勒密的天体运行模式没有多少差别。哥白尼想知道在另一个运行着的行星上观察这些行星的运行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基于这种设想，哥白尼萌发了一个念头：假如地球在运行中，那么这些行星的运行看上去会是什么情况呢？这一设想在他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了。一年里，哥白尼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距离从地球上观察行星，每一个行星的情况都不相同，这是他意识到地球不可能位于星星轨道的中心。经过20年的观测，哥白尼发现唯独太阳的周年变化不明显。这意味着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始终没有改变。如果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宇宙的中心就是太阳。他立刻想到如果把太阳放在宇宙的中心位置，那么地球就该绕着太阳运行。这样他就可以取消所有的小圆轨道模式，直接让所有的已知行星围绕太阳作圆周运动。然而，人们是否能接受哥白尼提出的新的宇宙模式呢？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权力极大的天主教会是否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一说法呢？由于害怕教会的惩罚，哥白尼在世时不敢公开他的发现。1543年，这一发现才公诸天下。即使在那个时候，哥白尼的发现还不断受到教会、大学等机构与天文学家的蔑视和嘲笑。终于，在60年后，约翰·开普勒和伽利略·伽利雷证明了哥白尼是正确的。

　　再找一个。。。不够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